一、李自成进北京 　　明崇祯十七年(1644年)，在北京城的明王朝统治已经处在风雨飘摇、摇摇欲坠的局面。这种局面的造成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是明王朝统治集团内部的分崩离析;二是全国农民起义军的风起云涌。而农民起义军的风起云涌，起因是明朝末年大地主和大官僚们兼并土地严重，各种苛捐杂猛增，加上连年灾害，农作物歉收，导致农民饥渴如干柴，只要有人振臂一呼，就群起铤而走险。在记述明朝末年的文献中就有：“人相食，草木尽，土寇并起。”明朝末年农民起义的连绵不断，本身就预示着在中国封建社会中改朝换代的风暴将要来临。为此，也可说，农民起义军是明朝末年统治集团的最主要威胁。 　　这一年正月初一日，李自成在西安建立起新兴的国家级政权，国号“大顺”，改元“永昌”。这是在当时，是惊天动地的大事，标志着在李自成领导下的农民起义获得了具有里程碑阶段的胜利。据有关史书记载，大顺政权建立的国家级政权是类似明朝中央一级的领导机构，其中包括任命牛金星为大学士，刘宗敏等为大将军;增设六部尚书，开科取士，铸造货币，严定军法，减免田税等。 　　正月初八，李自成统帅十万大顺军由西安向北京进发。 　　二月，李自成领导的大顺军由龙门渡过黄河，克汾州(临汾)，占太原，并在太原发布了《永昌元年诏书》。这一消息传到北京朝廷，崇祯皇帝叹曰：“朕不是亡国之君，但事事都呈亡国之象”。崇祯要亲自督师，与李自成统帅的大顺军决一死战。大学士李建泰请求“代帝督师”，结果，李建泰未与大顺军主力接触，就全军溃散了，自己也躲藏起来。李自成统帅的大顺军在山西境内势如破竹，一路快速北上，从太原出发，经过忻州、代州(今代县)，折向西攻克武宁，然后转向东北方向，占领大同，直扑宣府(今宣化)。宣府总兵见大顺军来势凶猛，开城门投降大顺军。大顺军乘势东进，绕过八达岭外的岔道城，直取延庆柳沟城(今柳沟镇)，沿河谷翻越山岭攻打居庸关，居庸关守将唐通投降。同时，大顺军一部翻越天寿山，攻打今日昌平区的德胜口，德胜口守军溃散，大顺军冲进明十三陵，放火烧毁了康陵、昭陵的明搂和定陵的享殿。 　　三月十五日，李自成率大顺军占领昌平州城。攻打昌平州城时，明朝总兵李守铄(shuo音硕)紧闭城门，并指挥守军与大顺军对抗。李自成调火器营大炮，炮轰城墙城门，大顺军乘势攻入城内。战斗结束时，李守铄被俘，不肯投降，被斩首示众。 　　三月十六日晚，大顺军先头部队抵达元大都北土城，夜间迅速形成对北京城的包围。李自成行营驻进沙河镇巩华城行宫，并在行宫内确定攻打北京城的战斗部署，确定前敌总指挥为大将刘宗敏，行宫成为攻打北京城的临时军事指挥部。 　　三月十七日， 围攻北京城的战斗开始，拱卫北京城外的明军三大营军队一触即溃。随后，大顺军开始环攻北京各城门。据史书记载，这一天天气骤然发生变化，出现狂风大雨，而攻城的大顺军将士却个个精神抖擞，异常勇猛，远远望去，身穿黄色衣甲的大顺军将士如同一片片黄云，遮天蔽日，场面十分壮观。因北京城地势西北高，东南低，攻城的大顺军主要部署在北京城西面和北面的城门外，借地势对北京城发起猛攻。其中，在广宁门(广安门)外，有部分回族百姓帮助大顺军抬门板和填充护城河等。兵临城下的大顺军在护城河上架浮桥，搭云梯进行猛烈攻城。此时，身居皇宫内的崇祯皇帝如热锅上的蚂蚁，围绕宫廷大殿环走，不时捶胸顿足，大呼：“内外诸臣误我”。 　　三月十八日，李自成派投降太监杜勋(曾在居庸关做监军，与唐通一起投降大顺军)进城劝降，广宁门守城的太监认识杜勋，通知军士用绳索将其吊入城内。杜勋面见崇祯，提出请崇祯禅位或加封李自成为王等条件，均被拒绝。于是，大顺军于当日晚率先攻破广宁门，然后，刘宗敏率大顺军从宣武门、正阳门进入内城。到夜晚，德胜门、阜成门、朝阳门都被打开，大顺军从打开的城门涌入北京内城。此时，身在皇城内的崇祯皇帝来到煤山(今景山)，望城四周，已经“烽火彻天”，知大势已去，徘徊许久后，回到乾清宫，开始处理后事。先是派人送太子(朱慈烺lang)、永王(朱慈炯)、定王(朱慈焕)等到外戚家躲避;然后逼迫周皇后在坤宁宫自缢;用宝剑砍伤长女乐安公主，杀死幼女昭仁公主。 　　三月十九日(公历为4月25日)凌晨，天未亮，崇祯皇帝再次“鸣钟集百官，无至者”。于是，崇祯更换便装，由太监王承恩陪伴，企图乘天不明逃出城，但因各城门均有官兵把守，未能出城。其间，崇祯曾到过朝阳门，因官兵要求天明验证身份后再放行，未能出城;又到安定门，因城门洞已经堵死，未能出城。最后，崇祯只好返回皇城，在太监王承恩陪伴下登上煤山(今景山)，相对吊死。崇祯上吊前将皇冠摘下，头发散开遮面，表示无脸见祖宗。然后咬破手指，在衣襟上愤然写下遗诏;“朕凉德藐躬，上干天咎，致贼直逼京师，皆诸臣误朕。朕死，无面目祖宗，自去冠冕，以发覆面，任贼分裂。勿伤百姓一人。” 　　到这一天上午，天空晴朗，万里无云，北京城像过节一样，家家户户在门上贴上黄贴，上面写着“永昌元年顺天王万万岁”，“新皇帝万万岁”，欢迎大顺军进城。李自成在中午时分，身穿毡笠缥衣，乘乌驳马(驳，音bo,一种颜色夹杂着别种颜色)，由大将刘宗敏、丞相牛金星、军师宋献策等一百余骑陪同，率领大顺军浩浩荡荡进入德胜门，沿途受到京城老百姓夹道热烈欢迎。李自成从大明门进皇城，到承天门(今天安门)前，豪气大发，立马持弓，对准承天门匾额射了一箭，不想射在“承天之门”的“天”字下面。军师宋献策立即附会，认为这是吉兆，表明李自成已经得到了天下。李自成进承天门、端门、午门后，在众人簇拥下，登皇极殿(太和殿)，据御座，下令寻找崇祯皇帝和帝后，并开始处理政务。两天后，有人在煤山发现崇祯尸体。大顺政权将崇祯与先期发现的周皇后尸体一起埋葬。 　　李自成和大顺军进北京城后，引起北京社会发生急剧变化。这种变化首先表现在大顺军带来了农民革命的鲜明色彩，使封建皇权统治下的京城发生了深刻变化，大地主和大官僚们感到害怕，惶惶不可终日：而普通老百姓却感到扬眉吐气，受明王朝专制统治的压抑感得到解除。在社会组织上，大顺政权采取了以下措施：一是废除了明朝的各级官吏，推出了大顺政权的中央内阁和六部机关;二是开科考录官员，包括明朝一些相对廉洁的低级官员被录取做官;三是开钱局铸新币，发行永昌钱币，并在市面上流行;四是设立“比饷镇抚司”，追赃助饷，向皇亲国戚等大官僚和大地主追缴银两;五是严肃军纪，保护工商等。这些措施，总体看是正确的。其中，有争议或称有失误的是“追脏助饷”。 　　可以说，在大顺军进北京城初期，老百姓对大顺军不仅是欢迎的，而且是寄予希望。大顺军刚一进城，李自成就颁布了严格的军纪，而且一部分大顺军在攻克北京城后，军队仍驻扎在城外，只有一部分军队在城内和城墙上巡逻、驻扎。有史料表明，守城士兵吃的也是随身带的干粮，喝的是凉水，对附近居民赠送的食品还不敢接受，说明大顺军的军纪是严格的。还有一个案例，就是在大顺军进城后，有两个士卒在前门(正阳门)外的商铺拿了绸布，被发现后立刻被处决。由此可见，大顺军入城后北京城内的街市是照常开放的，社会生活基本是稳定的。 　　作为明朝末年的北京城市社会，生活在底层的是老百姓，活跃在市面上的是士大夫阶层，皇亲贵族统治者在人数上仅占很小一部分。但就其社会影响恰恰相反，皇亲贵族统治者依托封建伦理道德影响最大;士大夫阶层是城市中比较活跃的阶层。明王朝垮台，李自成进北京，对北京各个阶层来讲，都希望能发生好的变化。但是，大顺政权进北京城后，仍然保持着旺盛的革命斗志，其中包括“流寇思想”，也就是“打土豪、分浮财”的农民革命思想，恰恰忽视了作为一个新的统治集团，如何执政，如何协调各阶层的利益需求，如何使自己适应社会发展。相反，大顺政权却感到革命成功了，可以享乐了。例如，进城后的大顺政权高级官员开始占据大宅门，开始分割获取的银两。一些大顺军将士忙着娶妻纳妾。出现了不愿意在打仗而想回家过好日子的思想。其中，李自成在宫内纳妾，刘宗敏不愿意再带兵征讨，牛金星忙着与地主官僚拉关系，受贿赂等。同时，采取的“追赃助饷”措施，不仅简单粗暴，而且为追出银两，乱施酷刑。这种做法不仅失去人心，而且引发社会产生新的混乱。特别是一些明朝官吏遭到拷打，遍体鳞伤后又极不情愿捐出银两，对大顺政权的形象造成极坏的影响。对“追脏助饷”获得的银两(大约七千万两)，不是用于稳定社会，发展经济，而是急忙忙运回西安，一部分运回老家，没有作为统治阶级的眼光和气魄。“追赃助饷”这一举动，直接触及了大地主和大官僚的利益，大地主和旧官吏利用在京城内外的关系，将诋毁、攻击大顺军的流言蜚语像瘟疫一样传到京城内外。这些流言蜚语直接影响大顺政权在北京的统治形象和社会稳定。尽管李自成发现了这个问题，采取了制止措施，但为时以晚。由此，我们联想到毛泽东同志的一段精辟论述“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各级领导同志，务必充分注意，万万不可粗心大意”。可以看出，小的失误，必然会造成大的后果。 　　二、山海关之战 　　三月二十二日，明军山海关守将吴三桂率军归降，兵至永平府(今河北省卢龙县)，张贴告示“本镇率所部朝见新主，所过秋毫无犯，尔民不必惊恐”。 　　三月二十六日左右，吴三桂率军到河北玉田时，态度发生重大变化，率军返回山海关，并袭击了大顺政权派出的守关将士。吴三桂这一变化，直接影响了中国历史进程。吴三桂由归降大顺政权转变为敌视大顺政权有不同说法。根据各种文献归纳，大致有三种说法：一是听说父亲(吴襄)被“比饷镇抚司”拘捕，遭拷打追赃;二是从京城逃出的家奴仆人谎报全家被大顺军抄没;三是听说爱妾陈圆圆被大顺军将领刘宗敏霸占。 　　不管是那一种情况，从时间上看，李自成进北京是农历三月十九日，到三月二十六日总计为8天的时间，由于大顺政权被胜利冲昏了头脑，没有抓住有利时机，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大顺政权在北京城的形象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人们从“开开大门迎闯王、闯王来了不纳粮”的新政权变成一个靠“追赃助饷”维持统治的残暴政权，大顺政权急功近利的做法失去的不仅仅是吴三桂，还有北京城的人心。 　　由于得知吴三桂反悔，并袭击了归顺大顺政权守卫山海关的将士，四月十三日，李自成、刘宗敏率大军十万人向山海关进发。这期间情况又有了变化，那就是吴三桂已经与关外清军进行了联系。从三月二十六到四月十三日，时间又过去了17天，大顺政权不仅失去了打击吴三桂的有利时机，也没有认真吸取入城后的失误，采取有力措施，巩固或稳定在北京城的统治。这样的结果必然开始走下坡路。 　　四月二十一日上午辰时(约上午八点)，大顺军攻打吴三桂军队的山海关战斗在关内九龙口到一片石的地界展开。军事力量对比：吴三桂兵力大约五万，李自成兵力大约十万，清军大约十万。对吴三桂的兵力李自成是比较了解的，对清军的兵力，包括清军是否参战，李自成和大顺军将领没有充分考虑。战斗开始后，李自成所统帅的大顺军从人数上占优势。 　　四月二十二日上午，吴三桂军队抵抗不住大顺军的攻击，部分军队向大顺军投降，大顺军一度占领了山海关附近一些关隘。这时，吴三桂再次急切恳请清军参战，由清朝摄政王多尔衮率领的清军迅速进入关城。在吴三桂的接应下，在山海关城内清军被隐蔽起来。据史书记载，多尔衮在关城内，见大顺军从北山至山海关沿海排成一字长蛇阵，多尔衮立即下令清军沿近海处鳞次布列，吴三桂军排列于清军右侧，臂带白布或毛巾，以示区别。然后，清军采取重点突破战术，开始发动进攻。这时，突然一阵大风扬尘，能见度很低，山海关城门打开，清军乘势呼啸而出，犹如万马奔腾，飞矢如蝗。大顺军虽然进行了拼死抵抗，但强弱形势已经非常明显。 　　从战场分析来看，一是大顺军已经同吴三桂军队激战一天一夜，处于疲惫状态;二是清军突然袭击，大顺军毫无准备。另外，从作战实力上看，清军的马队和将士的勇猛也占优势。李自成立马在一座小土岗上，见到大顺军阵容已乱，主将刘宗敏受伤，败局已定，急令撤退。大顺军队伍行至永平府范家店时，李自成下令将吴三桂之父吴襄等人斩首。 　　三、李自成撤离北京 　　四月二十六日，李自成回北京城。 　　四月二十七、二十八日，大顺政权开始为守卫北京城备战。其中措施之一是责令军民火速拆除城外羊马墙及护城河旁房屋。准备迎接敌人攻城。但是，大顺政权很快就改变了主意。有人分析，一是大顺政权发现守不住北京城。此时的北京城人心向背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城内谣言四起，一些老百姓还堵塞街头，出现了恐吓、暗杀大顺军将士的活动;一些明朝旧官吏也希望吴三桂打回来，赶走大顺政权。二是大顺军政权的领导层感觉到军事力量对比已经失去了优势，而且守城孤立无援，不如弃城返回老家有利。由此，采取了主动放弃守城的措施。 　　四月二十九日，李自成决定撤离北京。在撤离前，李自成在群臣拥护下，仓促的在北京紫禁城武英殿举行了登基仪式，同时表示要抗击清军到底。 　　四月三十日，李自成率大顺军从阜成门向西撤离北京城。离京前“分付阖(he音和，全的意思)城人民，俱出城避难”。同时下令焚毁明代宫殿和各城门楼。 　　四、清朝入主北京 　　五月二日，多尔衮由朝阳门进北京城。同时下令吴三桂所率领的军队继续追击李自成的大顺军。多尔衮进北京城时，与清军有勾结的明朝官吏已经跳出来，出城五里迎接清军入城。其中，原明朝御史曹溶还自任巡视，在北京西城的都城隍庙(位于原西单牌楼西北方向的闹市口内)内设立牌位，祭祀崇祯皇帝，以此笼络明朝旧官吏，组成临时管理北京城市机构。李自成撤离后，一些老百姓和一些明朝旧官吏还真以为是吴三桂打回来了，结果走向街头迎来的不是明朝军队，而是梳着长辫子的清朝军队。清军在多尔衮指挥下迅速占领北京城。而吴三桂指挥的明朝军队却被要求去报父亲被杀害之仇，继续追击李自成部队。 　　清军占领了北京城是以亲信的八旗子弟兵来布防的。其中，正黄旗、镶黄旗占据内城北，重点把守安定门、德胜门;正白旗、镶白旗占据内城东，重点把守东直门、朝阳门;正红旗、镶红旗占据内城西，重点把守西直门、阜成门;正蓝旗、镶蓝旗占据内城南，重点把守崇文门、宣武门。至今，登上东南城角楼，还可以看见正蓝旗官兵守城的大铁炮等遗迹。 　　多尔衮进入北京城后，在明朝投降的官员拥戴下，被抬进武英殿，然后开始处理国家和军事政务。通过对比可以发现，多尔衮与李自成进北京城大不一样。李自成进北京城是骑马进入，沿途得到的是普通百姓的夹道欢迎;而多尔衮是被明朝投降的官员拥戴着，用龙轿抬进武英殿;这反应出：进北京的大顺政权代表的是贫苦农民的利益，得到的是下层老百姓的支持和拥戴，而多尔衮所代表的大清政权，代表的是大地主和大官僚的利益，得到的是封建地主阶级和官僚的支持。 　　八月二十日，清朝决定迁都北京城。多尔衮迎接顺治皇帝入关，小皇帝福临只有七、八岁，是在皇太后陪同下从盛京(今沈阳)起程， 经过20天后抵达北京城，从正阳门入皇城，一直被抬进紫禁城。当时有文献记载，承天门(今天安门)城楼已经被大火焚烧，只剩下城台和光秃秃的五个门洞。尽管距离李自成撤离北京城已经有100多天，北京城仍然是一座被战火洗劫过的城市。 　　十月初一日，福临至南郊，祭天地，行登基礼。在祭天地的祝文中：“告天即位，仍用大清国号，顺治纪元”。 　　十月十日，福临在紫禁城皇极门(今太和门)颁即位诏书，告之全国。至此，急剧变化的北京社会逐渐稳定下来，一个新的统治全国的封建王朝——清朝在北京开始长达两百多年的统治。 　　然而，在清朝定鼎北京的初期，既采取了一些有利于稳定统治的措施，同时也采取了一些直接影响老百姓生存的措施，使北京城内居民的生活出现了急剧变化。其中，有利措施五项：(一)祭祀明亡国皇帝崇祯，追谥号为怀宗端皇帝，葬昌平天寿山思陵，并提出替明朝臣民报“君父之仇”。这一措施既可以笼络人心，又为南下追击李自成所率领的大顺军找到理由。(二)对投降的明朝官吏加以任用，并提出满汉官员可一同处理政务，尤其是提出“满汉一家”的口号，对拉拢明朝地主阶级贵族势力和组建统治全国的中央政权极为有利。(三)强令老百姓剃发的同时，对明朝一些重要官员允许暂用明制朝服、衣冠;暂缓剃发。(四)开科考试，确定乡试与会试时间，吸收汉族知识分子通过科考入官为仕。(五)减轻税赋，凡清军经过之地，减税赋一半;未经过之地，减赋税三分之一。 　　直接影响老百姓生活的措施也有五项：剃发、易服、圈地、投充、逃人。剃发，就是要求汉民族男子要按照满族男人的发式，将头顶四周的头发剃掉，中间留长发，并辫成辫子。易服，就是将汉人穿戴的服饰换成满族穿戴的服饰，尤其是各级官吏要统一穿戴清朝官服。圈地，就是霸占土地。清军占领北京城后，命八旗子弟分区占领，包括北京城内汉人居住的宅院，同时要求汉人一律迁到外城或城外居住。对城外原皇家耕地和农民的上好耕地，也采取圈占。投充，即将失去土地的农民和战俘为家奴，名包衣，为满族地主阶级充当下人、仆人。逃人，即严厉禁止已经成为包衣的下人、仆人逃跑。这些措施，反映了清朝地主阶级的真实面貌，不仅造成汉民族精神和宗族上的伤害，还使大多数北京人失去了宅院、土地和房屋。为此，郭沫若在《甲申三百年祭》开篇时就指出：“ 甲申年总不失为一个值得纪念的历史年。规模宏大而又经历长久的农民革命在这一年使明朝最专制的政治统治崩溃了，而由于种种的错误却不幸换来了清朝的入主，人民的血泪更替潸流了二百六十余年，这无论怎样说也是值得我们回味的事”。 　　(作者系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副主任、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