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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勃]唐代以前寒食节的传播与变迁
发布日期:2014-03-27 浏览次数: 字体:[ ]
该文发表在《温州大学学报》2012年第6期
关于寒食节,学界已经出现诸多研究成果。这些成果涉及寒食节的起源[1],特定时代(尤其是唐、宋时期)的寒食节习俗及其反映的世人心态[2],寒食节与清明节、上巳节的关系,寒食节习俗与文学之关系[3]、寒食节发展的动力机制[4]、寒食节在国外的播布[5]、介子推传说及其与寒食节的关系[6]等诸多方面。本文则从移民的角度来思考寒食节由一个地方节日发展为跨地方节日的历史过程以及在这一历史过程中发生的文化变迁。   一、从地方节日到走向“中国”:寒食节在隋唐以前的传播  (一)太原一郡的地方节日:东汉中期以前的寒食节  据目前所知,有关寒食习俗最早的文献记载是两汉之际桓谭《新论》中的一段文字:“太原郡民以隆冬不火食五日,虽有疾病缓急,犹不敢犯,为介子推之故也。”[7]稍后的记载来自《后汉书·左周黄列传》和三国魏周斐的《汝南先贤传》,其中都提到东汉并州刺史周举(公元?—149年)在太原移易寒食风俗的事情:   举稍迁并州刺史。太原一郡,旧俗以介子推焚骸,有龙忌之禁。至其亡月,咸言神灵不乐举火,由是士民每冬中辄一月寒食,莫敢烟爨,老小不堪,岁多死者。举既到州,乃作吊书以置子推之庙,言盛冬去火,残损民命,非贤者之意,以宣示愚民,使还温食。于是众惑稍解,风俗颇革。”[8]   两汉时期太原郡地属并州,地属并州的并非只有太原一郡,此外还有西河、上党、雁门郡等,桓谭在《新论》里点明“不火食”的人是太原郡民,《后汉书》更只提“太原一郡”,由此可推断,在公元二世纪中叶,寒食节还只是一个流传于太原一郡的地方节日,其节俗活动主要是禁火、寒食(吃冷食)。在以后的时光里,正是以太原郡为源地,禁火寒食习俗不断向外流播,从而在更大范围内对当地民众的生活造成程度不同的影响。   (二)走向“中国”:东汉末期到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寒食节  据史书记载,周举之后,与寒食节发生重要关系的一个人物是曹操。由于长时间的禁火寒食导致了“岁多死者”的严重后果,曹操极力反对禁火寒食习俗,并为此发布了一份《明罚令》,阐述禁火寒食习俗的不合情理之处及其危害,要求人们不要再做,否则就会受到严厉的处罚。为了明确政令实施的范围,他列举了寒食习俗播布的区域:“闻太原、上党、西河、雁门冬至后一百有五日皆绝火寒食,云为介子推。”。[9]由此可知到了东汉末年,寒食节由从太原一郡扩张到太原、西河、上党、雁门四郡了。而此前,五原郡也可能已有寒食习俗。因为东汉曾任五原太守的崔寔在其《四民月令》中已有“齐人呼寒食为冷节”[10]的记载。崔寔(公元?--170年)是东汉后期涿郡安平人(今河北省安平县人),出身于世代官宦之家,父祖都是儒林名流。崔寔自幼喜欢研究古代文化典籍。在汉桓帝元嘉元年(公元151年)由本郡荐举入仕,不久即出任五原太守(郡治在今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西)。五原郡适宜种麻,而其地民俗不知纺织,以至冬月无衣,衣草而出。崔寔到任之后,卖掉一些生活用品,置办纺织器具以教民,使其免于寒苦。崔寔还整饬士马,加强警戒,使胡虏不敢犯塞。后因病征入朝廷,任议郎,与诸儒士杂定《五经》。后因梁冀被诛,受牵连而免官,遭禁锢数年。后来又出任辽东太守,刚赴任不久,即因其母病逝上疏求归行丧礼。服满后,召任尚书,称疾不视事,数月免归。建宁元年(168年)去世。[11]从崔寔的个人生平和经历来看,按照时间进程记述或安排时人生活、生产活动的《四民月令》当是他出任五原太守以后所见所闻所经的总结,同时也是当时官员乐为民师[12]的卓越成果,可以基本相信“齐人呼寒食为冷节”描写的是五原一带的状况。 无论是太原、上党、西河,还是雁门、五原,在东汉时从行政区划上来说都属于并州刺史部。从地理位置上讲,上党位于太原东南,雁门位于太原正北,西河则在太原西面,五原郡也在太原西北与之毗邻,[13]这种地理分布非常清晰地显示出此时期禁火寒食习俗以太原为中心,呈放射状向其他郡县传播的。传播的阶段性成果则是,至迟在公元后4世纪初期,整个并州都成为寒食节的流行区域。后赵建平年间(公元330—333年),曾经颁布过禁断寒食令的石勒又做出了“并州复寒食如初”的决策,可为明证。 但寒食节流播的范围并没有止于并州,它开始走向“中国”。在约成书于六世纪前半叶的《齐民要术》中[14],作者贾思勰这样写道:   昔介子推怨晋文公赏从亡之劳不及己,乃隐于介休县绵上山中。其门人怜之,悬书于公门。文公寤而求之,不获,乃以火焚山。推遂抱树而死。文公以绵上之地封之,以旌善人。于今介山林木,遥望尽黑,如火烧状,又有抱树之形。世世祠祀,颇有神验。百姓哀之,忌日为之断火,煮醴酪而食之,名曰‘寒食’,盖清明节前一日是也。中国流行,遂为常俗。”[15] 这里,贾思勰用了“中国”一词。 此处的“中国”当然不同于现代民族国家意义上的中国。在古代,中国多指与夷狄相对的中原地带,也许是指《齐民要术》一书所涉及范围,即“主要在黄河中下游,包括今山西东南部、河北的中南部、河南的黄河北岸和山东”[16]一带。但如果我们联系到稍后成书的《荆楚岁时记》中有关寒食的记载以及该书作者的人生轨迹,认为这个“中国”不仅包括中原而且包括部分南方地区在内的更大区域,可能更加接近事实。 《荆楚岁时记》是我国古代最早一部以年度周期的岁时民俗为记述对象专项民俗志,也是一部记述荆楚地区岁时节令、风物故事的区域民俗志。它以时为序,记录了荆楚一带民众在从元旦到除夕诸多节令中的典故与时俗。《荆楚岁时记》的作者是南朝梁人宗懔。宗懔,字元懔,又字怀正。约生于公元502年,卒于565年。祖籍南阳陧阳(今河南邓县),西晋永嘉之乱中,八世祖宗承因军功官封柴桑县侯,除授宜都郡守,后死于任上,子孙遂定居江陵。至宗懔出生之时,宗家已世居江陵近二百年。生于斯长于斯的宗懔对江陵怀有十分深厚的乡土情怀,甚至《北史·宗懔传》的作者认为“梁元帝议还建邺,唯懔劝都渚宫”,也和他“以乡在荆州故”相关。[17]承圣三年(公元554年),西魏攻破江陵,梁元帝遇害,宗懔与数万百姓被俘,押解长安。史载:“及江陵平,与王褒等入关。周文帝以懔名重南土,甚礼之。”[18]背井离乡的宗懔在北国政权的礼遇中度过了人生最后一段岁月。学者们多认为《荆楚岁时记》就创作于这一时期,是宗懔“寄人篱下,追思故乡”的作品。[19] 关于寒食节,《荆楚岁时记》云: 去冬节一百五日,即有疾风甚雨,谓之寒食。禁火三日,造饧、大麦粥。寒食,挑菜。斗鸡,镂鸡子,斗鸡子。打毬、秋千、施钩之戏。”[20] 这段话记录了寒食节的节期和习俗活动,明白无误地表明,至迟在宗懔生活的南朝时期,寒食节已经在荆楚地区流传开来。在不断的禁断中,经历数百年的曲折发展,这个曾经局限一隅的地方节日现在成为含括南北的跨地方节日了。   三、移民与寒食节的传播  当然,由于早期有关禁火寒食习俗的资料主要集中在并州,我们无法清楚地知道在并州以外的传播路线,但是在并州,从地理位置上来看,上党位于太原东南,雁门位于太原正北,西河则在太原西面,五原郡也在太原西北与之毗邻,[21]这种地理分布非常清晰地显示出此时期禁火寒食习俗的传播路线:它是以太原为中心,呈放射状向其他郡县流布的。 我们知道,民俗事象在异俗民中被接受,取决于民俗事象本身的功能等种种方面与异俗民的心理素质、行为方式等相契合的程度,它为异俗民所接受的过程是一个被选择、被改造和被利用的过程。这个过程往往掩盖了它所得以进行的背景,或者说前提条件,那就是异俗民必须与该民俗事象进行接触,要让异俗民知道它的存在,它的具体内容如何,又具有什么样的功能。如果没有这一点,改造、利用、接受都是不可能的。异俗民对于某民俗事象的认识或者接触,虽然也有可能通过某些书面记载而获得,但这种情况并不多见,尤其在传统的乡土社会中,更是少而又少。即便通过书面记载获得了对某项民俗事象的认知,也很难去亲身实践它,并进而成为该民俗事象的主体。在传统社会里,异俗民对于某民俗事象的认知,总是在事象发生的现场,通过参与、目击和见证来获得的。异俗民可以通过耳闻目睹、甚至参与(好奇心或其他心态可以促使异俗民参与到民俗活动中去)来细心体会该民俗事象的承载者——俗民对它的具体实践(包括口头的、行为的、心理的),并进而认识、了解和选择性的接受。总之,一种民俗事象从俗民向异俗民的扩散,亦即习俗的自然传播,离不开不同生活群体中的人们之间的相互接触和互动。 俗民与异俗民之间的互动,能够通过俗民进入异俗民中间加以实现,也能够通过异俗民进入到俗民中间而实现。对俗民和异俗民的地缘关系来说,既可以是双方的居住地本来就相毗连,有着十分亲近的地缘关系,在许多方面已经有了相当多的交往;也可以二者原本相距遥远,只是通过迁移才达到彼此进入的目的。众所周知,彼此毗连的地区,由于生产、生活的需要,人们通过婚姻的缔结、交易的往来等各种方式进行交往是司空见惯的事情,那么与此密切相关的是,在婚姻圈、交易圈等中间,习俗的交流也不可避免。流动性较强、大众传媒发达的现代社会尚且如此,在相对缺乏流动性的传统社会里,人们之间的交往更主要集中在相对邻近的群体中间。因而,我们不难理解,为什么在两汉三国时期,那些流行禁火寒食习俗的地方往往是其源地太原郡附近的诸郡县。 然而,我们在明确这一点时,并不排除禁火寒食习俗在太原以外各郡中的传播还有移民的因素在起作用。两汉三国时期,由于社会动乱等原因,也存在民众自行迁徒的事实;对此,国家也在一定程度上认可,比如景帝元年就下诏:“间者岁比不登,民多乏食,夭绝天年,朕甚痛之。郡国或硗狭,无所农桑  畜,或地广,荐草莽,水泉利而不得徙。其议民欲徙宽大地者听之。”[22]同时,国家出于维护统治的需要,也不时有计划地采取某些措施进行移民。比如汉初就将移民作为“强干弱枝”之计:“汉兴,立都长安,徙齐诸田,楚昭、屈、景及诸侯功臣家于长陵,后世世徙吏二千石、高訾、富人及豪杰并兼之家于诸陵,盖亦以强干弱枝,非独为奉山园也。”[23]为了充实边塞,汉代也采用了移民的办法,西汉文帝时募民徙居塞下。武帝元朔二年,募民徙朔方十万口。平帝元始四年,置西河郡,徙天下犯禁者处之。东汉明帝永平八年,诏三公募郡国中都官死罪系囚,减罪一等,勿笞,诣度辽将军营,屯朔方、五原之边县。九年,又诏郡国死罪囚减罪,与妻子诣五原、朔方,占著所在。[24]等等。东汉末年,军阀拥兵自重,混乱不已,他们也往往掠夺人口,移民以自利。由此可见,虽然较之稍后的魏晋南北朝,两汉三国时期的移民人口较少,频率较低,但是仍形成了一定的规模。比如据《汉书·武帝本纪》记载:“元狩四年,有司言关东贫民徙陇西、北地、西河、上郡、会稽,凡七十二万五千口。” 在当时而言,七十二万五千口人不是一个小数目。 从文献对两汉三国时期移民的相关记载,我们可以惊讶地发现,那些移民甚多的地方与遵循禁火、寒食习俗的地方在很大程度上相重合,这种现象的出现大概不能用偶然或者巧合一词来解释,其中应该说有移民的因素在起作用。正如历史记载告诉我们的,迁往五原、西河、上郡、北地等地的移民一部分是来自全国各地的罪犯,一部分是关东的贫民,其中自然也应该有禁火寒食习俗的俗民夹杂其中,在这些五方杂处、风俗不纯的地方,通过俗民进入异俗民中间,二者之间进行持续不断的互动,从而使该民俗事象获得了更为宽广的生存空间。 总之,我们以为,这一时期禁火、寒食习俗的传播,既有移民的原因,也是近距离接触的结果。     尽管在寒食节起源问题上有不同看法,但一般都承认寒食节在两汉之际还是个流播于太原一带的地方性节日。汉魏之际,又传播到太原以外的其他北方地区,如上党、西河、雁门一带。当时的节俗主要是禁火、吃冷食。而俗民之所以禁火、吃冷食,是为了介子推的缘故。俗信如果不禁火、寒食,介子推就会发怒,就会有雹雪之灾。如两汉之际的桓谭在其《新论·离事》中所说:“太原郡民以隆冬不火食五日,虽有疾病缓急,犹不敢犯,为介子推之故也。”[25] 又曹操《明罚令》云:“闻太原、上党、西河、雁门冬至后一百有五日皆绝火寒食,云为介子推。……云有废者,乃致雹雪之灾……”由于在冬季长时间地禁火、寒食,导致“老小不堪,岁多死者”,所以寒食节自形成以来几百年的时间,就一直遭受官方的禁断和压制。据史书记载,东汉并州刺史周举、曹操、后赵石勒、魏孝文帝等,都曾用温和或强硬的办法试图改变禁火、寒食的习俗。[26]但是寒食节并没有因为官方禁断而消失,相反,其流行区域却一步步扩张开来。 为什么寒食节在这个时期实现了它在播布地域方面的突破性进展?一个源于北方的节日又是通过什么途径传到南方去的?为何同一个名称的节日,其节俗却在南北方差别很大,甚至人们对节日名称的解释也有着巨大的不同? 寒食节自形成以来,虽然屡经禁断压制,但就参与主体的社会层次和空间分布而言,一直保持着不断扩张的发展态势,这已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如此,寒食节在南方的传播很可能是这种态势继续扩张的结果。毕竟南北方的划分只是一种人为的、戴着文化隐形眼镜的划分。在地域上,二者是毗邻的,根本没有不可逾越的界线存在。如此,通过相邻地区民众的彼此接触和交流,使寒食节这种原本为北人所创造和享有的民俗事象也得到南方民众的认同、参与及传承,并不是不可能的事。但是考虑到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历史状况,我们又不可避免地用另一个思路来思考寒食节南传的原因,它就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移民浪潮。   二   由于文献的缺疏,对于南传的具体时间,南传的路线,传播的具体方式,传播者的情况,导致传播中出现变异的种种因素,等等,我们都很难从历史资料中找到确切的证据。我们所能做的,只是从节日发展的自身规律和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社会情境中寻找变迁的原因及其蛛迹蚂迹。 魏晋南北朝是我国历史上一个大动荡的时期,从建安年间(196-219年)算起,到隋开皇九年(589年)灭陈止,前后近四百年。此间,除了西晋实现了约37年的短暂统一外,全国长期处于分裂割据的状态,前前后后共建立起35个大大小小的政权。各政权你争我夺,战乱频仍。根据大概的统计,该时期共发生较大规模的战争约500多次,其中既有反抗统治阶级压迫的农民战争,也有一个政权内部统治阶级之间的混战,既有各个割据政权或各派政治势力之间的角逐,还有不同民族贵族之间的争夺。魏晋南北朝时期大规模的南迁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出现的。尤其西晋末永嘉(307--313)年间的战乱和西晋的最终覆亡,更导致了北方人口的大规模迁移。 当时主要的迁移方向就是南方,大部分移民的迁入地也是南方。当然,永嘉之乱后也还出现过多次南迁高潮。事实上,大规模的南迁一直持续到南朝宋泰始年间(465-471年)才告一段落。据《中国移民史》,永嘉乱后的人口南迁大致可分五个阶段,历时一百多年,若计其余波则更长达近三百年。移民大约沿着东、中、西三条线路南迁。其中东线是重要的一条线路,它“以淮河及其支流(包括当时入淮各水)汝、颍、沙、濄(涡)、睢、汴、泗、沂、沐等水和沟通江淮的邗沟构成主要水路,辅以各水间陆路。不仅在今河南、山东和安徽、江苏北部的司、豫、兖、青、徐诸州移民大多由此线南流,就是在今山西、河北的并、冀、幽州的流民也多数在渡过黄河后循此线而南。”中线的起点主要是洛阳和关中,移民“分别由洛阳经南阳盆地,由关中越秦岭东南经南阳盆地,由关中越秦岭至汉中盆地顺汉水而下,最后都汇聚于襄阳,然后再由汉水东南下。在今甘肃、陕西、山西和河南西部的秦、雍、梁、司、并流民大多走此线,南迁后往往定居于襄阳、江陵等汉水流域和长江中游地区。也有一部分人从南阳盆地东南越过桐柏山、大别山的隘口进入江汉平原。”西线则“汇聚了今甘肃、陕西、宁夏、青海境内的凉、秦、雍流人,由穿越秦岭的栈道进入汉中盆地。继续南迁者循剑阁道南下蜀地,或部分利用嘉陵江水路,定居于沿线和成都平原。也有人在今甘肃南部沿白龙江而东南。在蜀地发生战乱时,部分流人又循长江东下,进入长江中下游。”[27] 南迁的移民大多迁居何处呢?据谭其骧先生的观点:按今地划分,接受移民最多的是江苏省。关于移民的来源,则“山东占了一半以上,其次是河北、河南、山西、陕西;而本省和安徽的淮北部分也是移民来源之一。”第二位是安徽,“其境内的移民来自北方,以河南为最大部分,其次为河北、山东、山西。”此外,还有本省淮北和江苏北部的一些移民。其他如湖北、江西、湖南、陕西、四川、山东等地也有移民迁入。其中湖北境内长江上游今江陵(注意,此为宗懔的家乡)、松滋一带的移民主要来自山西、陕西、河南。湖北汉水流域是湖北接受移民的主要地区,其中来自陕西的多民数量最多,其次是河南、甘肃,再次为河北、山西、安徽和四川。[28]  从上述情况来看,山西人或谓并州人是南迁移民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这些南迁的并州人中,肯定是不乏寒食节的俗民的。鉴于此一时期寒食节已传播到并州以外,南迁的其他州中当也有寒食节的俗民。俗民的南迁,不仅仅致使南方人口数量迅速增加,更是将原有的文化,原有的风俗传到南方,因为每一个移民,都是一个文化载体,都是一定习俗的习得者和承载者。当他们在一个陌生的生活环境里开始崭新生活的时候,因为种种原因,往往顽固地坚持旧有的生活模式,尽管旧有的生活模式再不可能原汁原味。因此,我们丝毫不用怀疑,寒食节的俗民也将在某些或某个时日禁火寒食的习俗带到了南方。 葛剑雄先生在谈到魏晋南北朝时期北方移民的影响时,提到他们的南迁,使得中国传统文化得以“延续和发展”,认为“如果没有这些移民作为载体在南方和其他边疆地区保存了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国文化的发展进程至少要中断或推迟数百年,物质文明的一些方面可能会就此断绝”。[29]此论堪称公允。以汉族文化为主体的传统文化能够得以继续传承,决不是偶然的,而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首先,汉族整体文化水平较高,优于南方“蛮人”,而虽处于南方却是以北方移民为主体建立起来的东晋和南朝政权,为了显示自己的正统地位,也会有意识地维护自己的文化。就是一般的北方移民,在新的环境中,也会怀着对故乡的深情,生出一种维护原有文化风俗的强烈愿望。其次,此时期,移民多集体迁移并聚族而居的做法极便利原有文化和风俗的保存。 自东汉以来,中原地区形成了一些世代显贵的士族和政治经济实力强大、人口众多的豪族,它们的长期存在,也强化了人们的宗族观念。战乱时期,官方的保护和控制荡然无存,人们只能依靠宗族的力量生存和迁移,所以往往由一个或若干个宗族及依附于它们的人口组成流民集团,共同进行迁移。而到了迁入地,为了与土著相抗衡,求得立足自保,也需要依靠宗族和集团的力量。因此,在当时,一位官员,士人,宗族首领或流民领袖率数百家以至数千家流亡迁移,结寨自保,垦田自给或在他乡定居,都是相当普遍的现象。而当时政府设立侨州郡县安置北方移民及其后裔的做法,更为文化尤其是风俗的传承提供了便利条件。 侨置郡县之制并非东晋和南朝首创,却在东晋和南朝时期运用是为充分,达到了空前绝后的局面。关于侨置郡县的背景和原因,胡阿祥先生有很全面的论述。[30]这里我们姑且不论,因为无论侨州郡县因何设置,对于我们目前的讨论,它们确确实实地得以设置[31],才是最重要的。胡阿祥先生的“东晋南朝境内侨置州郡表”为我们提供了当时侨州郡的基本状况,从中可见侨州郡县的多而广。虽然“由于各种原因,并不是所有集中了北方移民的地区都曾设置侨州郡县;同样,北方移民及其后裔并不都在侨州郡县中定居”[32],但从总体上来看,在侨州郡县中定居的大多数都是来自该州郡县的移民。这样,侨置州郡县,就不仅为籍贯相同的移民提供了一个生产生活的场地,还为他们坚持旧有传统和风俗提供了一个相对封闭的空间,而迁入地名称与迁出地名称相同,则进一步强化了移民自觉保持传统的意识。寒食节作为北人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应该同其他许多传统文化一样,得以在新的环境保存下来。 我们以为,除了寒食节的原有俗民在南迁后延续了禁火寒食的传统,使寒食习俗播布到南方以外,寒食节大概还传播到其他身在南方的异俗民那里。毕竟,北方移民及其后裔并不都是在侨州郡县中定居,在侨州郡县中定居的也不仅仅是原该州郡的移民。不同文化的承载者共处一起,互相影响,必然伴随着文化元素或文化集丛的被模仿、采借和接受。对于文化传播的过程,文化人类学家R·林顿曾划分为三个阶段,一是接触和显现阶段;二是选择阶段,即是对于显现出来的文化元素进行批评、选择、决定采纳或拒绝;三是采纳融合阶段。想必寒食节从俗民到异俗民的传播,或者说异俗民的俗民化,大致也经历了同样的过程,尽管对这一过程我们难以详细重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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